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可以浓缩成一句话：“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回归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看似历史的大倒退，实质上是改革开放的潮汐以退为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淹没一个行将消亡的旧体制，是一次平和的、没有腥风血雨的“改朝换代”。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与世界接轨的各类高科技日新月异、争奇斗艳。时髦的信息、网络、数码等等新领域、新名词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足以让一些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云里雾里中成为科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各行各业在全方位的体制改革面前，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被称为“黄昏文学”的中华诗词艺术，显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如戏剧已经失去观众、山川正在流失水土一样，诗词也将丧失读者。中华诗词向何处去？是抱残守缺、束之高阁，让诗词在诗人圈子内孤芳自赏；还是鼎故革新、开拓市场，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文艺复兴的洪流中去呢？



　　　　　　　　　　　　　改革，必然石破天惊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造就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巨匠；必然产生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被誉为“一部21世纪震撼人心的诗词经典；一曲灵魂洗礼振奋精神的绝响浩歌；一首青丝白发跨越时空的恢弘乐章”的诗词集——《浩世微尘》。

　　《诗刊》原常务副主编、《中华诗词》副主编、我国著名诗评家丁国成先生来信向作者戈阳青致意。称赞《浩世微尘》无论从诗集、装帧、印刷均属上乘之作，令人喜爱。

　　《浩世微尘》的创作年代，集中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其创作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处在最伟大变革时代的重要转型期，改革开放的局面扑朔迷离、方兴未艾，更是举步维艰。

　　“疾风知劲草”。戈阳青以睿智的思想、超凡的胆识，坚信：只有改革创新，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他以“敢为天下先”的雄才和气魄，一举推翻了压在中华诗人头上的平仄、对仗、音韵三座大山。在保留诗、词形式的基础上，大胆吸取新诗现代语言的精髓；注入新诗审美视觉的灵魂，独创新词牌，写下了豪情满怀、气壮山河的十六首诗词。在呼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向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发出了挑战！

　　“一石击破千层浪”。作家出版社的重点书目《浩世微尘》问世后，立即引起了中国文坛的高度关注和社会广泛好评。

　　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原《中华诗词》主编、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红豆相思节”全国诗歌大奖赛二十万元巨奖获得者刘征先生评价：《浩世微尘》是一部好书，其书名更是耐人寻味。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副主编、我国著名诗人林从龙先生因疾患不能动笔，在电话中表示了他对《浩世微尘》的特别关注。他十分赞赏戈阳青勇于改革词章的胆识和魄力，肯定《浩世微尘》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中国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著名学者、年届耄耋高龄的马萧萧先生认为《浩世微尘》是一部难得的好书，马老特别赞赏戈阳青改革传统词章的过人胆识、气魄和超凡的才华。

　　中国楹联学会会长、我国著名“红学”专家顾平旦先生赞扬《浩世微尘》是一部风格非常独特的精美佳作，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部诗词集。他十分欣赏戈阳青的词有创新的时代气息和气吞山河的气势，并表达亟望能有缘同作者相晤。顾老看了《浩世微尘》前后环衬影印的《天寰曲》、《夜行》两首词的手书后，对其书法的狂放气度给予了极高评价。

　　其余，还有中国楹联学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地质学院图书馆馆长常江教授，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原美编室主任皮远乡女士，中国文联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雅南女士，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副校长赵金光教授，新疆《绿风》诗刊原主编石河先生、原副主编韩明人先生，原四川省内江市委书记、张大千纪念馆名誉馆长、内江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傅运鸿先生，四川外语学院原院长群懿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原理论研究会会长徐宏女士，云南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吕熙女士，北京电视台《欢乐总动员》总制片人于守山先生，重庆图书馆刘晓景女士，成都雅兰广告公司职员吕鹃女士，西南政法大学经贸法学院龙柯宇同学，湛江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系裴昌金同学，成都大学英语系刘红梅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丁健同学，四川大学自动化专业研究生张雪华同学，内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龙兴云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韦晓一同学，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秦励同学，四川师范大学英语系易霞同学，重庆师范大学心理系李珊同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张海洲同学，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李文同学，武汉大学中文系邵明同学，重庆渝中区枣子岚垭小学六年级年仅11岁的刘雪漪同学，日籍华人、爱客米比萨西餐厅投资人星野庆子等等，他们在读了《浩世微尘》后，都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以上是我国战胜“非典”之后，《浩世微尘》在全国发行短短几个月内所反馈的信息。

　　不难看出：从耄耋老人到少年儿童；从社会名流到普通百姓；从大学学生到小学学生；从大陆同胞到海外华侨，不同年龄、不同学识、不同性别、不同国籍、不同阶层的人士，他（她）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作出了不同反响。或撰写评论文章、随想、笔记；或寄书信、通电话、当面交流读后感想。对《浩世微尘》情有独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这证明了戈阳青在《浩世微尘》自序中关于“这十二年间的每次相遇或相逢，无论新知旧交，无论学识高低，无论尊卑雅俗，几乎都会被我的一些诗句深深吸引和打动，有的甚至魂牵梦绕。”之说绝非诳语。也证实了乃愚先生在《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一文中关于“从他《浩世微尘》中的诗、词来看，大手笔则大气磅礴，豪气冲天；小题材则小巧玲珑，耐人寻味。戈阳青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迥异，意象鲜活，在每一种诗风的坐标上，都会拥有它的读者群，无论是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商人、干部、律师、医生、教师，相信都会喜爱他的诗。常人可欣赏其画面和意境的美；哲人则可品味其内涵和思想的深邃。我相信，《浩世微尘》出版后将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直觉和预见。

　　中国孔孟之乡书画联谊会会长、炎黄书画院名誉院长、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王庆新说：“拜读宝卷《浩世微尘》后，特别是通读了乃愚先生的《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这篇文章，感到了这本书的分量和它耐人寻味的深长意味。”他借出差之际来到成都，原准备专程到重庆见戈阳青先生，后因“非典”疫情严重，不得不返回北京。他特意将《浩世微尘》推荐给《现代教育导报》，希望选载刊发，以飨读者。日前，该报在《读书》栏目，全文转载了《浩世微尘》作者戈阳青的自序：《炽烈的撞击》。从而，掀起了《浩世微尘》的读书热潮。

　　《浩世微尘》能在中国诗坛日薄西山的低谷中脱颖而出、好评如潮，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似乎有些传奇、不可思议。在重庆“精典书店”，《浩世微尘》两度脱销，并荣登十部畅销书“排行榜”第五名，为近十年来诗集销售所罕见。《浩世微尘》现象，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的一大奇迹！

　　当然，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都有着它的两重性。对《浩世微尘》的认识，也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看法，不能一概而论。如有的人对诗、词冲破平仄、对仗、音韵暨创新词牌，表示只能尊重传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有的人对乃愚先生《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一文中一位老者“功迈苏辛”的评语表示质疑和震惊，提出了“诗不迈李杜、词不过苏辛”的观点和论调；也有人认为戈阳青在《浩世微尘》诗词中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过是纸上谈兵，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觉得文学艺术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等等。

　　学术上有争论是十分正常的，没有争论倒反而反常了，应当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赞成这样一个观点：“没有争议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有争议的作品，未必不是好作品”。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诗词，必须与时俱进



　　在《中国文化通志》的《诗词曲志》卷中，关于《“诗”字原始观念的形式及其流变》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文字产生以前，初民的口头创作，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口头创作的歌谣就是诗的前身”。

　　诗的前身，犹如“人之初”的婴、幼儿时期，天真无邪，它标志着语言文字的质朴、纯真，没有人为地雕饰痕迹。所以，在学术评论中，往往以“返朴归真”作为评判文学艺术的最高标准，象征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

　　《浩世微尘》中的诗词部分，除《故园梦》一首是诗外，其余十五首皆是词。戈阳青的诗词，以传统旧体诗、词的格调，借鉴民族歌谣、旧体诗词、散文、自由体新诗的创作方式、方法和手段，不考证平仄、不注重对仗、不拘泥音韵，重新创立词牌，他成竹在胸、信手拈来、一气呵成。“随口呷出一月歌，惹得狂飚垂青”。充满激情的诗歌喷薄而出，是不需要“字字查出处、句句找典故”的。这样的诗才能雅俗共赏，才会倍感亲切，才是人民大众需要和喜爱的诗。

　　中央电视台课题组组长、主任编辑张群力先生说：“自《诗经》诞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作为泱泱诗国的中华民族，每朝每代都有杰出的诗人和优秀代表诗歌产生。以我多年关注诗坛的视角，认为《浩世微尘》正是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愿它是一个契机，是一座里程碑，能给沉寂的诗坛带来复苏”。

　　“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外现或诗人生命的流露，而不是对自然的模仿或理念的复制”。正如戈阳青在《浩世微尘》自序中所说：“十二年，这些作品被我整整封存了一个中国古典的轮回，仅偶尔与身边的世界咏叹。因为当时我并没有把它们看作属于大众的文学作品，而权当自己赤诚的写照、艰辛的寻梦和灵魂的心语。”

　　重庆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谢晓曦女士读了《浩世微尘》后感慨地说：“《浩世微尘》高雅而贴近，悠远而不晦涩，似一股清风，荡涤着沉寂诗坛的浊气，为诗词重新赢得大众、感染各阶层人士带来了希望”。

　　《浩世微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曙光中应运而生的。它的问世，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这个冲击波和震撼源源于戈阳青引入新诗机制，对传统诗词平仄、对仗、音韵三大禁区以及对词牌的大胆突破、锐意改革；源于《浩世微尘》附录乃愚先生题为《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的赏析、评论文章，其中引用了一位远离红尘，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者对戈阳青词章“功迈苏辛”的评语和定论；源于戈阳青在《浩世微尘》词章中倡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人认为这是纸上谈兵，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且提出文学艺术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观点。

　　这叫“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道短长”。因此我想就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谈谈我一管之见的看法，权作抛砖引玉。

　　贝特森曾经说过：“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

　　“语淡情至，乃诗之崇高；句滴意淼，乃诗之渊深。”诗“由四言发展至五七言、长短句、由诗而词而曲而新诗，所反映的也是诗歌语言逐渐向接近自然的语言靠拢的趋势。”

　　面对“刻舟求剑”的笑话，旁观者可能嗤之以鼻。但当局者却往往很难走出迷津和误区。回顾远古时代，人类从哼声号子到语言交流；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表达，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起点。从地方方言到普通话语；从八股文章到现代白话，这是人类高度文明的突飞猛进。由此可见，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社会与时俱进的进化史。

　　自古以来，对诗词“大体而言，诗在外表上可分作齐言、杂言、骚体三类。齐言主要有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自魏晋以还，尤以五、七言为普遍。词因为要配乐演唱，所以在格式上分外复杂。以词调而言，少则十四字如《竹枝词》，多则二百四十字如《莺啼序》，包括八百多个词调。由于一调之中还往往包含几种不同的词体，如《竹枝词》有十四字和二十八字之分，后者又有平韵和仄韵之别，所以一调中就含有三种词体。据《御制词谱》统计，词有八百二十六调，二千三百六体，可见其复杂多变”。

　　“豪婉尽意，乃词之飘逸；挥洒自如，乃词之恢弘。”而对于词章，“现代学者往往根据《云谣集》中的内容及技巧，推测其中的部分作品产生于盛唐开元、天宝之世。所以，文人创作之前，民间已有此类词体的雏形。不过，这毕竟是，‘倚声椎轮大辂'，如其中有衬字，一调中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诸特征，都表明这是属于草创时期的作品”。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华诗词的发生、发展，往往呈现“马鞍形”。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呈现出不同的凹凸。

　　“古人虽未观今月；今月却曾照古人”。

　　古人和今人虽被时空隧道隔离着，但天空的月亮既目睹过前朝的衰亡；又纵观了后世的兴盛。这就是“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功迈苏辛”的提出，我想借这篇文章作为平台，让古代先贤的名篇与《浩世微尘》的绝句作一次别开生面的“观今鉴古”诗歌对话；听听他们在诗词格律上的“英雄所见略同”！


　　《蜀道难》与《惊汇狂滔》：
　　李白的诗《蜀道难》，开篇明义第一句即是“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至篇中复出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诗末了，落下诗幕再掀高潮的更是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将“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猨猱欲度愁攀缘”的“蜀道难”刻划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基于自古以来蜀道难的现实，李白的《蜀道难》不愧为写实主义流芳千古的名篇。

　　戈阳青在《惊汇狂滔》中写道：“峥嵘重描春色，光饮客泪，莫等韶华年。蜀道休难一线天，苍蟒横空斩断。飞驰大江，挥洒心愿，日月舞翩跹。……”作者调用了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两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思维理念，告诉人们“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诗人以浪漫的笔触，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长江之水冲出三峡“瓶颈”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雄伟画卷。

　　由于时代的局限，豪迈的诗人李白，面对蜀道难的现实，写下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古绝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科技的崛起，英俊的诗人戈阳青，已不拘泥于对现实的描写，而是潇洒地抒发浪漫的情怀。正所谓“笔墨当随时代”！

　　我们再来看看诗的格律：“律诗之所以为‘律'，集中表现在格律和对偶。李白的思想恣纵豪迈，不受束缚，其诗歌也'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瓯北诗话》卷一）所以从数量来看，‘五律尚有七十余首，七律只有十首而已'。至于平仄合乎格律的七律，仅有寥寥三、四首”。

　　乃愚先生在《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一文中指出：“戈阳青的词，借传统古词牌的框架，变易了古词牌的称喟，点化词的意境，挖掘词的神韵，用现代的语言特征和审美视觉，融入新诗用语的精髓，冲破平仄概念，将词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国人面前。抒华夏儿女的远大理想、伟大抱负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定信念。”

　　诗仙李白生性狂放不羁，能冲破传统格律的桎梏，那么，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呢？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故园梦》：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正如霍松林教授所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诗人。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正是把自己“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的亲身生活体验与天下寒士饥寒交迫的命运结合起来了，赢得了后世的尊崇和拥戴。

　　戈阳青的《故园梦》作于1992年9月，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跌宕和考验。许多人对国家的未来和前途丧失了信心，纷纷以出国留学为由，离开了养育自己的祖国，踏上了异国他邦的土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出国热”。“故国急待报时雨，汉宫漫道跨沧江。”戈阳青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使他毅然、决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在这段时光中，他化苦闷、彷徨为激励、奋进，成就了《浩世微尘》这部不朽的史诗，迎来了“万众坚信东方白，一亮天下贺新郎。”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纪元。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朝代已经成为历史载入史诗。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在我们民族复兴奔小康的规划中也基本实现了。如果杜甫能看到今天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相信他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的。

　　《杜诗详注》卷一引李天生语：“少陵七律百六十首，惟四首叠用仄字”，但考其异文，实不相叠，“可见‘晚节渐于诗律细'凡上尾仄声原不相犯也”。“当然，这不仅仅是表现技巧的问题，杜甫丰富的阅历，深重的感慨和艺术的敏锐，使七律在他手中达到无以伦比的程度。他的晚年作品中，为了更完美地表达其内心的怫郁愁苦之情，他又往往打破律诗格律，写作拗体。如其《愁》诗，题下注曰：‘强戏为吴体'实即‘拗体'。这类诗，平仄既多不合格律，结构、句法也往往轶出常轨，以古诗甚至古文的笔法为之。宋代黄庭坚最欣赏杜甫晚年在夔州以后所作诗，也就是注意到这种拗折艰涩而又无雕琢之迹的艺术手段。”

　　徐淙泉先生在《微尘的诗意》一文中说：“戈阳青的作品，在基本遵循传统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决不固守传统，致力寻求和溶入新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所以他的作品读起来决不枯燥呆滞，而是蓬勃鲜活，充满朝气。在思想内涵上，其作品更是内容充实，思想睿智，高拔向上，或哲理深遂，或感情炽热。他并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表达一种思想或感情而写诗，所以决非无病呻吟之作。”

　　诗的高峰在唐代，如果说唐诗的鼻祖李白、杜甫在诗的格律上敢于冲破藩篱；那么，宋代则是词的高峰，我们不妨看看宋词的巨擘苏东坡、辛弃疾在词的格律上，是如何跳出窠臼，“得意”而“忘形”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沉江怨》：
　　苏东坡与父苏洵、弟苏辙世称“三苏”，皆入唐宋八大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以豪放见长，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念奴娇》——赤壁怀古为其代表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词以缅怀当年赤壁古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周瑜拉开序幕；“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诗人苏东坡因多次党争遭贬，功未成、名未就、身已退的残酷现实，不禁触景生情，感慨人生如梦，满怀壮志、一腔热血均被付之东流。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旋律中，全词落下了帷幕。

　　戈阳青的《沉江怨·“离骚碑铭”断想》以崭新的、独到的见解，写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活生生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屈原因为持不同政见，楚怀王听信馋言，后将其放逐，成就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句。“固然有志求索，凤飞腾，斩谗言。描大好河山，何以梦断沉江怨？”戈阳青站在审视历史的高度，认为屈原既然有志于振兴楚国，就应该与卖国佞臣作殊死的斗争，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不应该以投江的消极方式逃避现实。

　　苏东坡、戈阳青的两首词，透过长江、汨罗江展现两位历史人物——周瑜、屈原。苏词虽着力刻划周公瑾的儒将风度，却因感从中来，引人无限遐想；戈词对伟大诗人屈原一反传统的客观评价，读来发人深思。

　　从词的格律来看，“苏轼不仅将过去很少在词中表现而较多在诗歌中出现的题材纳入词中，而且在语言上，他也将宋诗的语言带到词中”。“所以，这里用格律词和豪放词相对：前者注重音律，后者注重气格；前者是词人之词，后者是诗人之词。这当然只是一种大概的区分，因为两者之间是既有相对又有重合的。”

　　张用生先生在《蓝色激情的生命之魂》一文中说得好：“戈阳青先生的词，有那种恢弘浩瀚之感，他是用现代的审美意识在作词，深层里有词的格律，有新诗的舒展，使你读后天地心境，势度其宇。”


　　《浪淘沙·山寺夜作》与《答辛弃疾》：
　　辛弃疾曾任各地安抚使，多次向朝庭陈奏抗金复国方略，受主降派谗言诋毁，孝宗淳熙八年罢职隐居，词与苏东坡并称“苏辛”。“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乃愚先生在评论文章中说：“辛弃疾是南宋豪放派词人，但他的《山寺夜作》也难免有些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后便万事皆空了。垂头丧气，词人的豪放哪里去了呢？”

　　这应该与辛弃疾的罢职隐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能用今人的思想观念去评判古人的行为准则。质疑归质疑，对辛词晚年的消沉应多一些理解。

　　戈阳青先生是在读辛弃疾《浪陶沙·山寺夜作》后，写了《答辛弃疾》这首词。其点晴之笔为：“杯中有香甜，岂可抛完。自古雄魂千千万。”其意境、其气势，与当年抗金英雄辛弃疾的豪放词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如来个好睡眠，无愧江山。”，以“词林摘艳”这一神来之笔，鼓励青少年积极向上，与时俱进，要作有益于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

　　这是戈阳青跨越时空与辛弃疾直接对话的一首词。从词的写作技巧与艺术成就，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项背。只是辛词受时代局限，思想上有些颓废、消沉；而戈词则寓教于词、催人奋进吧了！

　　在词的格律上，“如果说，豪放词并非不合音律之词的代称的话，那么以才气驱使词笔，以致有时无暇顾及格律，正是豪放词区别于格律词的所在。辛弃疾词最重要的特征也正在此”。

　　“‘以文为词'也使辛词的语言来源更为扩大。苏轼‘以诗为词'，是词体语言的一次解放，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

　　吴衡照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笔力之峭。”“用古文的语汇和句法入词，从'词家本色'的角度来看，不啻为一次语言上的革命。”

　　谢逸波先生在《千古之绝唱》一文中发表了十分精辟的见解：“戈阳青先生的词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敢于突破旧词牌框架对内容格式的限制，直抒胸臆、大气磅礴、豪气冲天、意境深远。”“如此大胆的变革，不仅没有使旧体词韵味走样，反而使其更加大气豪放、生动沉稳，且琅琅上口，经得起反复咀嚼。所以我认为：戈阳青先生的词是真正地融汇古今、继往开来。”

　　以上我引用了《中华文化通志》——《诗词曲志》卷中有关李白、杜甫、苏东坡、辛弃疾冲破诗词格律的章节；也引用了当代人对戈阳青革新诗词格律的评价；进行了一次"观今鉴古"的前辈、后昆古今诗词对话。


　　由于《浩世微尘》的作者戈阳青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离经叛道”和锐意改革；因而，触犯了中华传统诗词“诗不迈李杜、词不过苏辛”的金科玉律，惹了个石破天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社会的变革。从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陏、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中华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朝代的变革。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有商鞅变法、戊戌变法吗？在日本历史上，不是也有明治维新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也曾数次修改吗？我国的改革开放，不也是要对经济、政治、文化体制作出重大的改革吗？面对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格局；面对多极世界带来的瞬息万变，中华民族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吗？

　　童荣教授在《中华诗词的韵律论与韵律改革》一文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所谓韵律问题上的历史遗症，主要是指康乾时代才最终形成的统治了中国诗坛两百多年的陈规死套。康乾时代出现了一个文化现象，就是诗词创作从明末清初的现实主义向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转变的历史现象。在康乾时代，诗观、理论失正道，技艺行止走死路，对诗词的内容，诗词的风格、基调和表现手法，诗词的韵律等等，都规定死了；搞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已理论化、系统化、模式化了。这个转变之大，后果之严重，流弊之深远，是空前的。中国诗歌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全面、深刻、彻底的历史转变。中华诗词基本的优良传统，几乎都被扼杀了，中断了。如果不清除这些陈规死套，我们要继承中华诗词的传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继承，要改革也不能理直气壮地改革。”

　　难怪乃愚先生在《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一文中有“众所周知，清朝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两万多首诗，但历史上并未承认他是诗人”之说。

　　星汉先生认为：“改革诗韵已是时代的要求。时代在前进，语音也在改变，抱残守缺只能把诗词整死。”

　　中国诗坛的忧患意识，从我国著名诗人艾青的诗集全国“零”征订开始，宣告了“诗歌的落日”。从此，中国诗坛江河日下，继而是“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呈现“泡沫诗歌”的假繁荣，更为致命的是广大群众越来越看不懂“现代诗人”写的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诗歌走向末路的悲哀！


　　中华是泱泱诗国，诗歌是民族的国粹和瑰宝。如何抢救民族文化遗产？除了痛定思痛、洗心革面的彻底改革，别无起死回生的良方。试问？唐、宋先贤的李、杜、苏、辛尚且能跳出传统的窠臼，无视格律的存在，“韵随情发，律随情变”，直抒胸臆。然而，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厚古薄今、食古不化，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跳舞呢？

　　毛泽东的诗词，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早年，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指出：旧体诗词容易束缚人的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是，如果不提倡，就会形成断层，致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后继无人。所以，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出路，就是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华诗词的改革，而且，必须是大刀阔斧的改革。“矫枉必须过正”，戈阳青在《浩世微尘》中对诗词标新立异的鼎故革新，为我们树立了一代楷模，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

　　我们的世界正在向多极发展，我们的诗歌也应该多元化。提倡诗词的改革，并不意味着以“一家”取代“百花”。正如小平同志构想的“一国两制”一样，中华诗词为什么不能让传统的、革新的都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将其投入市场、参与竞争、优胜劣汰、共存共荣呢？


　　关于老者对《浩世微尘》词章“功迈苏辛”的高度评价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浩世微尘》的作者戈阳青。

　　戈阳青十分坦荡地说：“《浩世微尘》由作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后，她便不再属于戈阳青了！她属于社会、属于人民大众。”“方外的老者，我从不认识，也未曾谋面，他是在一位朋友那里偶然读到了乃愚先生的赏析评论文章《皇冠，只应属于睿智者》后，作出了‘功迈苏辛'的评价的。从内心来说，我是不赞成引用这句评语的。因为苏东坡、辛弃疾是我生平最尊崇的两位先贤——豪放派词人，在我写作词章的时候，没有丝毫超越词坛泰斗的意念。乃愚先生却将‘功迈苏辛'的评语收入了他的评论文章。正因为这句评语太事关重大，所以，在《浩世微尘》出版之前，曾广泛征求过各方的意见，但均未提出反对意见。作家出版社严格的‘三审’制度，也未对‘功迈苏辛’提出质疑和异议。”

　　“‘功迈苏辛'让我左右为难。我曾经与乃愚先生商榷，希望他能在这篇文章中删去‘功迈苏辛'这句评语。但他坚持认为：‘《浩世微尘》的词章当之无愧，评论在文章中是画龙点晴的一笔，并表示一切文责自负'。我还能说什么呢？正如我只能虚心接受相反意见一样，因为古训说：‘道吾恶者是吾师'！但我也不能不真诚接受相同意见，总不能用‘道吾善者是吾贼'的古训去回敬褒奖的评论吧？”

　　笔者理解戈阳青了！


　　那么，苏东坡、辛弃疾这两座词坛高峰是否就不能超越呢？翻开中国文学史，历代骚人墨客中真正开宗立派的文豪、巨匠，却屈指可数。唐宋至今已越千古之遥，“前无古人”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说，但是，如果要说“后无来者”，那就不免有失偏颇，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了。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不是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又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就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事业是前无古人的。

　　至于所谓“文学艺术不宜过多介入政治”的观点，我不能苟同，也不想花费更多的笔墨，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史诗，那一篇不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如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三吏》、《三别》；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等，不胜枚举。请看《中华文化通志》中的记载：“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历史的国度。在诗教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诗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敏感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这不就是最好的左证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讴歌吗？我们伟大的时代在呼唤伟大的诗人！


　　戈阳青正是在诗教传统的影响下；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结中，孕育出了《浩世微尘》！

　　《浩世微尘》文采风流、博大精深、极富哲理。作者戈阳青思想睿智、意识超前，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就以词章预言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强盛，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难得一见的诗词经典著作，值得拔冗一读！

　　读《浩世微尘》，增加民族凝聚力；
　　读《浩世微尘》，锐减民族自卑感；
　　读《浩世微尘》，搭乘民族奋进车；
　　读《浩世微尘》，铲除民族劣根性。

　　在高科技的数字时代，你从《浩世微尘》的加、减、乘、除中看到了什么呢？

　　我认为：《浩世微尘》紧扣着时代的脉搏；挺起了民族的脊梁，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与时俱进的划时代文学丰碑；是中国传统文化鼎故革新的号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宣言！

　　《浩世微尘》，是中国文坛的骄傲！
　　《浩世微尘》，是中华民族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