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河与长江》、《我之国学观》后，我们一直期待着戈阳青能够给予我们更多地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现实思考。今天我们终于读到了《丰碑不于止，在于进——关于中华文化和复兴的思考》睿智而深远的文章。应该说，读到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是激荡不已的，思考需要冷静和高度，复兴需要宣言和号角。
这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题目：“丰碑不于止，在于进”，这无疑也是值得中华文化深刻反思的课题。戈阳青开言写到：“犹如 ‘唐诗宋词’对于中华文学和文化的深远影响，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不少对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有着重大影响的文化丰碑和思想丰碑！而丰碑不于止，在于进。”
戈阳青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对于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次文化盛景：“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和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承前启后的伟大丰碑，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产生了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思想丰碑，‘春秋思想’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思想的整体繁荣，为后世留下了可以跨越时空的思想财富。再者是汉宋朝代的《史记》和《资治通鉴》等，产生了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史学丰碑，‘汉宋史记’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史学研究的整体繁荣，为后世留下了可以穿越历史的鉴史财富。唐宋时期，更是出现了中华文学和文化的盛世繁荣，产生了以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唐宋八大家”等为代表的文学丰碑，‘唐诗宋词’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和文化的整体繁荣，为后世留下了可以塑造一个国家和民族高贵形象的文学和文化财富。”
戈阳青认为，自唐宋过后，总体上讲中华文化基本止于创新：“自唐宋过后，尽管偶尔出现过一些零星的杰作，但总体上讲，中华文化基本止于创新，再也没有出现过对于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整体繁荣景象。”
戈阳青认为，近代中华文化的全面衰退开始于清朝的乾隆时代，人为地钦定文化的宗室丰碑，彻底遏制了对于文化创新的欲望，使得中华文化开始走向封闭和固化，从而导致了对于先进文化的无知，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尤其从清乾时代开始，一批学儒热衷于对传统经典的钦定，设‘四库全书’等，为后人树起一座不能逾越的文化宗室丰碑，这些丰碑的树立不是为了激励后人更多的创新，却若文化的宗庙祠堂仅供后人瞻仰。继而一种神圣不可冒犯的清式‘国学’也随之诞生，本来可以为国之广泛所用的传统文化，却被罩上神迷的色彩，内容被凝固，大有不可逾越与传承之势。这种文化的封闭和固化，使得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逐渐退化，让中华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距离日渐拉大，无法适应飞速发展的世界文化，给清代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思想的禁锢，人文的倒退，精神的颓废，面对开放的世界十分脆弱而不堪一击，致使近代的中国饱受屈辱。”
戈阳青认为，近代的世界由于首先有了欧洲“文艺复兴”，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才使得欧美强国真正地崛起：“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几乎停止的同时，近代的欧洲出现了给世界文化带来繁荣景象的‘文艺复兴’。产生于十四世纪末盛行于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伴随着工业文明飞速发展，使欧美等强国迅速崛起。而‘德国哲学’、‘法国文学’、‘英国文艺’、‘意大利艺术’、‘俄国文化’、‘美国精神’等，依然是当今世界文化倍受推崇的代名词。”
戈阳青认为，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引入了西方先进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但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而言，又可堪称是一次过度的文化革命，这次革命让中华的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地拒之于现代社会，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也只多停留于一些肤浅的口号和零星运用上，至此再也没有真正登上过国家文化的神圣殿堂：“由于国家和民族饱受了屈辱，让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彻底失去了信心。二十世纪初的一批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开始从西方的先进文化中引进了“科学”与“民主”，力图给已经被僵化了的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该说，这场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仍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同时，这场运动又以决裂的态度和行为对待了曾经让中华民族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于是一场无情的文化革命开始了，这应该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文化革命。这次革命让中华的传统文化几乎被彻底地拒之于现代社会，之后中华传统文化也只多停留于一些肤浅的口号和零星运用上，至此再也没有真正登上过国家文化的神圣殿堂。”
戈阳青认为，由于隔断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撑，现代中华实际没有真正建立起国家和民族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因而现代的中华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更多地被党派与团体文化所取代：“中华现代文化由于隔断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本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撑，从而只能更多地借用现当代的欧美等新文化，着实有些云欲飘仙。由于没有了真正建立起国家和民族意义上的现代文化，因而现代的中华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更多地被党派与团体文化所取代，也就很难给予国家和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给国人以持久的精气神。”
戈阳青认为，由于“五四运动”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猛烈摧毁，事实上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至此陷入断层，至今也没有能够弥合：“‘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封建的运动，实应肯定，但是由于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猛烈摧毁，事实上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至此陷入断层，至今也没有能够弥合。有人认为，在‘五四’以来中华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实存断裂的大现实下，多年来多存两类对立的倾向：一类是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建立在崇拜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至狂；一类是杜绝西方文化、建立在沉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至恭。”
戈阳青提出了关于中华文化融合论的观点：“只有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真正国家意义上的融合，建立起以本国和本民族文化为基点的多元的国家文化体系，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可能实现。”
戈阳青认为，无须在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担忧，只有自身的强盛才是最好的国家保障：“不久前，我的一位已经加入法国国籍的同学，站在西方世界的角度，表达了对于中国崛起的过度担忧。她说，世界并不担心中国财富的崛起，而更害怕中华文化的复兴，因为如果中华民族拥有了历史上盛世曾经有过的精气神，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就会再次真正屹立于世界强林。其实，我们不必在乎于他人的恐惧，只要我们自身的强盛才是最好的国家保障。就如近来有个话题，‘现在别国还敢打中国吗？’有人就说，这个话题本身就不够自信，只有当你真正敢于打别国了，别人才不敢来打你。而敢于打却不去打，这才是一个强盛国家应有的君子风度。”
戈阳青提出了关于构建国家文化体系和塑造国家文明的设想，并对于“国学”提出了自己的补充论述：“在《我之国学观》中，我提出了构建国家文化体系和塑造国家文明。我认为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的多元文化都应该以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点，而国学很有可能担负起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职责。我也认为国学是研究国家和民族文化与思想精髓的学问，它是构建国家文化体系和塑造国家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源泉。我亦认为，国学的研究范畴理应包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也应包含所有能为国之所用的其它文化。国学不是凝固的，而应该是流动的，传承与发展是让国学能够不断地融入国家和民族文明进程的重要保证。值得高兴的是，季羡林先生在仙逝前不久也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这与我的国学观不谋而合。据称，之前季先生一直不认为他是国学家，因为他主要从事的研究并不符合传统国学的范畴，他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印文化的研究，所以更愿意被称之为东方学家。我还认为，鉴于国学在国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特殊位置，它应该责无旁贷地在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方面担负起更加重要的历史责任。”
戈阳青谈到了关于国家强盛的观点，认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只有富贵的国家，才可谓一个真正强盛的国家。而“贵”就在于国家和民族精气神的高度统一：“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最高体现（或最高境界）是文化的繁荣。我认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只有富贵的国家，才可谓一个真正强盛的国家。而“贵”就在于国家和民族精气神的高度统一，而这些都只有当国家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且经过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复兴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戈阳青在对于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的同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构想，我们可以称其为“三建论”，只有在超越党派和团体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国家文化，建立起一个高度的国家文明，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中华民族和国家才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繁荣：“民族复兴关键在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超越党派和团体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一个多元的国家文化，建立起一个高度的国家文明，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中华民族和国家才会达到长治久安的繁荣。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正实现的一天到来时，在国家重大庆典上，我们会听到撼人心魄的声音：‘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中国意志万岁！’”
戈阳青最后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是璀璨夺目的，也是永恒不朽的，他曾经给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带来了辉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必将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也随着中华文明的传承越来越显示出他博大的内蕴和强大的生命力。”
戈阳青以独到的视角和高度，概括了现今世界文化中响亮的名词：“德国哲学”、“法国文学”、“英国文艺”、“意大利艺术”、“俄国文化”、“美国精神”等，提出了“中国意志”。“意志”在词典中的简意为：“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目标）而自觉地努力的心理状态。”，相信中华民族一旦拥有了勇往直前的坚定意志，就一定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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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阳青《丰碑不于止，在于进
